宏福苑坐落在新界东海岸的大埔墟地铁旁，香港中文大学校园的山下，到联合书院、逸夫书院的直线距离不超过2公里。刚刚来香港的时候，我等北方人不懂“墟”是何意，这么繁华的地方为何叫墟？后来听梁庚尧先生讲课才知道，“墟”同它所属的粤语一样都是宋元时代遗物，是集市的意思，岭南有多地名中含“墟”（深圳最早名称即为“深圳墟”），但谁也想不到，十八年之后，大埔墟真的成为现代汉语字面意义上的“墟”。
宏福苑的这场大火，是现代化城市中发生的最严重火灾（恐怖袭击导致的大火除外）。在前工业化时期，随着人口向城市的急剧集中，曾经发生过多次严重火灾，但是现代消防制度诞生后，火灾基本绝迹。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全球最发达、城市管理水平最高城市之一的香港，发生了七座高楼同时燃烧了超过十八个小时的人间惨剧。
在悼念逝者之余，这场大火的酿成、救灾等前前后后，也反映出香港很多深层问题，诸如：行会、利益集团对社会发展的阻碍问题，香港的贫困化、老龄化、社会停滞化问题，政府行政能力退化问题，以及，香港城市发展模式在后工业化、后城市化阶段，负面作用越来越多的问题，都值得大家反省，下文择要点简述一下。
（1）本次火灾的原因，公共舆论都指向包裹整栋高楼的密集竹棚维护架。在全世界城市建筑施工普遍采用金属架的情况下，香港却仍以竹架为主。竹架虽然成本低，但是无论是对建筑物，还是施工工人都有严重安全隐患，2024年香港曾经分别发生了2死3伤和16伤的竹棚坍塌事故。
对于发展局在今年初提出的，今后公共工程施工至少一半采用金属棚架的要求。香港竹棚业最大组织，港九搭棚同敬工会（香港工联会和香港建造业总工会成员单位）表示强烈反对，该工会成员有4000多人，理事长何炳德为一位有30多年搭棚经验的老工人。搭棚工会反对的理由是，竹棚属于一项传统文化遗产，又环保，还涉及4000多个家庭的生计问题，港府不得轻举妄动。另外要说一句，香港竹棚工的日薪可达2000元港币，远远高于普通白领。
香港有着形形色色的行会，这是香港人的骄傲。社会学和政治学也都认为公民结社是社会稳固的基石，有助于有效制约公权，但是如果自由和权利运用不当，就会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利益集团。比如，美国的全美步枪协会和各种枪支协会，对每年四五万人死于枪杀（相当于一场中型战争）熟视无睹，天天打着捍卫公民自卫权完整的幌子来反对控枪。
香港行会更特殊的是，它不仅是社会团体，还因为 1984年的立法会改革成为“建制”或“体制”的一部分。1984年港英殖民政府引入了早已被西方抛弃的、被批评为违背公平权的功能界议员制，共11个界别、12名议员，又经过回归前的三次立法会改革，功能界别被扩展到28个、议员数增加到30名。
其门类之繁多、细化，令人咋舌，不仅包括了工业、劳工、商业、法律、医学、旅游等大的界别，还有会计、渔农、纺织、进出口、批发零售、饮食等没落的或很具体的界别。行会、功能界固然能够保护行业从业人员的权益，但是也可以形成“行业封建”，长期由某人控制（即古话讲的“把头”），以及形成行业派阀，阻碍行业进步和公平竞争。
竹棚仅是其中一例罢了，再举一例，作为专业精英类的协会代表的香港医学会和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它们固然捍卫了香港医师的质量和职业道德，但某种程度也把香港医疗事业作为自己的小摊摊，长期反对公立大学增设医学院（香港中大医学院成立后长达44年，科大才获批第三所医学院）、增加医学本科专业招生规模，反对非港籍、非英联邦学校毕业的医生在港执业，美其名曰捍卫行业质量，实质搞得香港医生短缺，禁锢了医疗事业的发展。
作为亚洲现代卫生事业发源地的香港，目前每千人只有2.1名注册医生，远不如OECD国家平均3.5名的水平，亦不如内地平均3.4名的水平。
（2）宏福苑大火烧出来的社会痼疾，不仅包括竹棚工会这种建筑界小型边缘组织抗拒公共利益，更包括地产利益集团对香港的长期深度伤害。宏福苑是一个80年代初兴建的大型屋邨典范，8栋建筑都是整齐划一的31层十字型建筑，居住了1948户人家，平均每户居住面积只有40米左右。火灾下住户内部情况的大量镜头又显示，尽管它是一个公共屋邨，但是精准地反映了当代香港人的居住情况，以及地产置业对个人财富的深度侵占。
香港发展中形成的高密集式的住宅发展模式，固然可以迅速解决公众居住问题，但是也造成后续的难题也是严重的，诸如消防难题、维护和城市更新成本问题，这些楼群一旦老化，多数不免变为设施很差的城市贫民窟（现在香港50年以上楼龄建筑已经近万座，未来是这座城市无法承受的负担）。
试想如果住宅盖得低一些、留间距大一些，会造成这种消防云梯和水枪只能达到楼的下半部的情况吗？会造成七楼连烧的情况吗？会造成这么多户人家困在里面，疏散不出来的情况吗？以及日后改造维护它的成本会这么高吗？（本次维修投入达3.3亿，户均成本16万以上）
有人说你这是在“何不食肉糜”，香港人多地少必须采用这种模式发展。香港的高层住宅集中发展模式固然与此，以及殖民地时期的土地制度有关，但是相当大程度也是地产集团绑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全体港人福利的结果。只有不断制造土地和居住空间的短缺，才能维持高房价，才能维持地产集团的高额利润。
香港尽管缺地，但是人均土地资源还是比澳门和新加坡丰富，并且香港海岸线漫长，多优良海湾，便于填海。然而因地产利益集团的阻挠，香港成为居住面积最狭小的现代化城市，人均只有16平米，而澳门为21平米、新加坡为31平米。新加坡在工业化初期，与香港一样，开发的住宅以40平米以下的两房式为主，但是进入90年代之后，住宅供给质量大大提升，多半为90平米以上的四房五房式宽敞住宅，即为大家提供有尊严的住宅，香港人的居住条件五十年来却没有什么改善。
香港利益集团反对填海的最重要理由是保护海洋和湿地环境，只要这个旗号一打出，不仅能够获得立法会多数议员支持，还能获得市民百姓、善男信女的支持，动不动一个反填海活动就获得十万人以上的签名（比如青洲填海计划因17万人联名上书而搁浅）。
香港反填海的最重要组织是“保护海港协会”，而该协会创始人陸恭蕙（前立法会议员和环保局副局长）出生于一个与地产界关系紧密的家庭，其伯父陆孝佩是香港建造商会创始人，并且是新鸿基地产董事局主席郭炳联的姻亲。陆还是思汇政策研究所创始人，这家智库长期得到新鸿基地产的资助，现任董事会主席欧阳杞浚也是新鸿基的独立董事。
新加坡从2000年至今通过填海增加了74平方公里土地，让国土面积扩展了10%；澳门同期增加了10平方公里左右，土地面积增加了40%以上，而香港只增加了不到9平方公里，增幅不到1%。城市建设空间的严重缺乏，使得香港没有任何产业发展空间（不能像北京、深圳那样自由拓展新的城市功能区），并且抬高各行各业的运营成本，是香港衰落的首要罪魁。
（3）香港自开埠以来就是一个弱政府的社会，殖民政府起到的更多是维持秩序，而非治理的功能，这种治理模式下，公共权力被本土商业利益集团、行会、乡望耆老（如钟士元、刘皇发）等很大程度分享。
这种的“无为而治”，相较于传统殖民主义无疑是先进、人性很多，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社会的潜力，让香港成为最自由、资本最发达的地方，促成了香港在冷战期间的经济腾飞。但是当一个社会完成工业化后，它就像背后的传统自由主义思想一样就落伍了，是以西方国家在工业化之后，普遍进行凯恩斯主义补课，增加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干预能力。
但是，香港因为过渡时期的身份尴尬，港英政府并没有在80年代完成工业化后，适时进行管理模式转型，它所考虑的只不过是把香港平稳交给中国。并且香港回归后，因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角力，以及一国两制框架下对香港的承诺，这种改革更无从做起，因此，回归距今已经近三十年，仍旧是保持了旧的治理框架和社会结构。
这种模式初期对于维持香港稳定是有用的，也凸显了对所谓“港人治港”的承诺，但是久不做改变，给香港带来的伤害又是巨大的。香港是过去的四小龙之首，现在已经远远不如新加坡。笔者年初两次返港，认真对全港做了一番考察，总体感受是除了尖沙咀和港岛中部一代还保持着繁荣外，其他地方都不太令人乐观，像九龙东部的土瓜湾、何文田、观塘，以及港岛东部的柴湾、杏花邨，直观感受是这里十几年没有发生变化。
尤其是九龙老城区的残破和衰败让人触目惊心，这里的居住环境恶劣，很多居民楼是只有在西伯利亚或者东北老工业基地才能见到的，四五十年历史以上的年久失修老楼，而商业店铺运行模式和销售物品俨然还是前工业化时代的模式，仿佛它与全球信息化、智能化带来的技术和商业模式进步无缘。
距离宏福苑一公里左右的、香港中文大学毗邻的科学园也是香港停滞的另一个最好注解。科学园兴建的时候，可以说是大中华地区最先进、环境最好的科创孵化基地，但是由于香港产业空心化、成本高昂等问题，在港人才纷纷北上，搞出了大疆、商汤等科技巨头，科学园历史与上海张江科技园差不多悠久，但似乎没有诞生过什么知名企业，可谓起个大早，但是全程陪跑。
这种政府施政能力孱弱的体制下，香港的资本虽然极其充裕，但是从80年代就集中于地产和金融，造就了这两个行业的畸形繁荣，只是造福少数人，其他行业都在没落。香港普通居民普遍贫困化，工资中位数1996年就达到17500元，而去年仅为20250元，相较于物价和房价，大家收入其实是下降的。宏福苑大火中，居民多数是50-70岁的中老年人，以及他们经济的窘迫也是香港社会衰败情况的最好注解。
（港人收入长期止步不前，制图：香港《经济日报》）
香港人的落寞、焦虑，加上回归前后开始越发弥散的民主焦虑，使得中下层对社会越发不满，由此产生了2014年和2019年的两次社会动荡。其最根本原因，表面是西方意识形态叙事下，香港人的民主诉求没有被满足的问题，其实本质是香港治理体系与现代社会不匹配的问题。
香港的公务员团队素质退化，也在这次大火中充分显现：整个维护工程高达3.3亿，却充满偷工减料；工程监管人浮于事，多种不合规的施工操作，一年多却没有单位提出整改；火灾爆发后，没有响过一次火警，导致很多居民来不及撤退，被困火海；港府明知深圳消防设备更先进，并且大埔到罗湖距离远小于到港岛距离，却一直不向深圳求援，错失最佳灭火期等等。
（4）所以说宏福苑的火灾烧毁的不仅是一个社区，烧掉的不仅是香港某个行业的遮羞布，而是为香港深层问题再次拉响了强有力的警报。笔者始终热爱香港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做上述分析并非是为了唱衰香港，以及道德和形象上丑化香港，而是真的期待香港社会有深刻的反思，有自新和自强的举措（不过这做起来又何其难），我们也期待内地舆论能给香港更多的宽容、鼓励和支持。
另外，香港住宅发展模式对安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也值得内地未雨绸缪做好预备方案，毕竟内地城市大发展，几乎都是按照香港模子刻出来的，二三十年后内地大中城市处处都是宏福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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