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这个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与产业深度转型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形态，正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重塑经济格局。它的壮大，离不开金融体系作为“血脉”的系统性支撑——从技术孵化到产业落地，每个环节都需要金融资源的精准对接与高效配置。  

近日，经济观察报记者就“金融如何赋能新质生产力”专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在他看来，金融的角色需从“资金供给者”跃升为“价值共创的生态构建者”，深度嵌入创新链条，破解传统模式与科技创新的结构性错配，为新质生产力打通“任督二脉”。  

从“给钱”到“造生态”：金融的新定位与传统模式的分野

记者：当前金融在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生态中，应承担怎样的核心定位？与传统服务要素驱动型经济的模式相比，最关键差异在哪？  

田轩：金融的核心定位要从“资金供给者”升级为“价值共创的生态构建者”。过去，金融更多是“给钱”——提供信贷或撮合资本；现在需要“造生态”，深度参与产业创新链条的孵化与整合。  

关键差异在服务逻辑的根本转变：传统金融是“风险规避型”，盯着土地、厂房等抵押物，看财务报表打分；而赋能新质生产力的金融是“前瞻价值发现型”，要懂技术演进路径、产业变革趋势，通过场景化金融产品设计，把科研机构、产业链上下游、风险资本串成一张网，让资本与知识、数据、技术等“新要素”精准耦合，形成创新要素的高效流通网络，最终把实验室里的成果变成现实生产力。  

痛点直击：轻资产科技企业“贷不到”、长周期研发“融不够”

记者：传统金融的抵押文化、风险厌恶特性，与科技企业轻资产、长周期研发的需求存在天然冲突。这类结构性困境最突出的表现是什么？有案例吗？  

田轩：最突出的矛盾有两方面：  

一是“轻资产”与“重抵押”的错配。科技企业普遍“高研发、低固定资产、没抵押物”，但传统信贷评估只看土地、厂房这些“硬资产”，对专利、数据、人才团队等“软资产”不会定价。比如一家AI芯片设计公司，手握12项核心专利，年营收1.2亿，可固定资产连500万都不到。银行一看没地没房，直接拒了它5000万的贷款申请。最后还是靠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用“投贷联动”给了1亿股权投资，才撑到量产。  

二是“短期逐利”与“长周期研发”的落差。资本市场对硬科技没耐心，导致创新链条在“早期研发”和“产业化衔接”阶段断档。有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做第三代半导体材料），2022年B轮融资估值35亿，2024年冲C轮时，因为产品还没量产、没稳定现金流，估值被压到只剩零头，原计划8亿的融资缩水到3亿，研发进度硬生生拖了18个月。  

这些案例说明，金融体系还没建立起与科技创新匹配的“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机制。破局得靠AIC、政府引导基金、长期耐心资本这些“新玩家”——用“投贷联动”“股债结合”补传统信贷“不敢担风险”的短板；靠政府引导基金当“杠杆”，拉社会资本一起投早期项目；靠耐心资本“熬得住”，陪硬科技从实验室走到工厂。  

中美市值Top10对比：折射经济结构与创新生态差异

记者：您之前提过中美上市公司市值前十的对比，这反映了什么？背后原因是什么？  

田轩：这个对比像一面镜子，照出两国经济结构、产业政策与创新生态的差异。美国前十全是科技巨头（比如苹果、微软），靠全球市场定价和长期资本撑腰，形成高估值闭环；中国前十多是金融、消费、能源企业，反映的是传统经济支柱的地位，以及资本市场对“稳”的偏好。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美国资本市场能容忍长周期、高风险投入，敢赌颠覆性创新；我们还在产业升级期，硬科技企业得用时间证明自己行不行。再加上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为主，股权市场（尤其是支持科技企业的板块）还不够强，注册制改革还在推进中，新兴领域的定价机制也不成熟，长期资金（比如养老金、保险资金）进股市的比例也不够——这些都限制了新兴产业的“资本造血”能力。  

不过现在我们在改：加快注册制配套改革，引长期资金投科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让科研人员能靠股权致富；强化科创板“硬科技”标签，提升信披透明度和公司治理水平，学纳斯达克那套培育科技企业的经验。等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到位，新兴产业的估值体系会重构，硬科技企业也能冲进全球市值前列。  

金融改革的“破”与“立”：适配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动作

记者：当前金融系统面临哪些挑战？改革该怎么推进？  

田轩：最大挑战是金融体系“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变化——传统金融机构风险评估还守着老一套，监管规则更新慢，考核资本只看短期收益，根本接不住新质生产力“快节奏、高风险”的需求。  

改革得从根上动：  

一是调结构、降成本。深化利率市场化，让货币政策能精准“滴灌”到科创领域；多推知识产权质押、数据资产增信这些新融资方式，别再只认房子车子。  

二是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科创板、北交所要更“懂”专精特新企业，把“募资—投资—管理—退出”的全链条打通，别让好企业卡在“退出难”。  

三是改考核“指挥棒”。让保险、养老金这些“长钱”的考核周期和研发周期匹配，鼓励它们多买科技企业的股票。  

四是用科技赋能风控。靠大数据、AI提升风险识别和定价能力，把钱往技术含量高、成长性强的领域引。  

五是激活金融机构。优化营商环境，让银行、创投敢创新、愿创新，最终建成和高质量发展匹配的现代金融体系。  

政府投资基金：既要“敢投”也要“控险”

记者：地方政府近年大搞政府投资基金支持创新，但创新有风险，怎么平衡财政资金安全与投资风险？  

田轩：关键是“市场化、专业化、防风险”三管齐下：  

一是定好位、划红线。政府基金要明确“引导不主导”，投资项目列“负面清单”，做足尽职调查，设定合理的回报预期和亏损容忍度，别用行政命令瞎指挥，避免效率低、道德风险。  

二是创新投入模式。用“母基金+子基金”架构，让财政资金当“引子”，社会资本当“主力”；搞“阶段参股+循环使用”，赚多了提部分收益当风险补偿金；别单押一个项目，围绕产业链集群投资，分散风险。  

三是管好投后、畅通退出。给被投企业送“增值服务”（比如帮做战略规划）；退出渠道要多条腿走路——股权市场互联互通、试水资产证券化（ABS）、“以投代招”拉企业落地。  

四是政策配套兜底。建“投贷担”联动体系，让基金投资和银行贷款、融资担保政策衔接；地方政府给担保机构补风险，让金融机构更愿意一起担风险。  

结语：在田轩看来，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从“被动给钱”转向“主动造生态”。唯有通过制度创新、工具创新与生态整合，破解传统金融与科技创新的“水土不服”，才能让更多像那家AI芯片企业一样的创新主体“贷得到、融得够”，最终把科技的“星星之火”变成新质生产力的“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