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日，Meta官宣收购机器人模型公司Assured Robot Intelligence（ARI），未披露具体交易金额。与此前引发较大争议的Manus交易类似，本次收购的核心仍然是“收购团队”：两位创始人王小龙和Lerrel Pinto及其团队将整体加入Meta，参与其机器人与AI相关研发工作。这也是Meta自2025年中期以来，在AI领域的又一重要并购动作，凸显其补全AI产业链、布局具身智能领域的明确意图。
ARI的核心团队颇有些中国色彩。创始人之一王小龙是华南农业大学的本科、中山大学的硕士，后来在卡耐基梅隆大学读完博士，在加州伯克利分校做博后研究，随后到加州圣地亚哥分校担任副教授，同时还在英伟达做过研究员。王小龙曾获得斯隆研究奖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CAREER Award，发过多篇顶会论文，在机器人控制与强化学习领域具备深厚的技术积累。
另一位创始人Lerrel Pinto同样是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博士，和王小龙同期在加州伯克利分校做博后研究，随后到纽约大学担任助理教授。此前他还创办了另一家机器人公司Fauna Robotics，这家公司在2025年成功被亚马逊收购，可见其在机器人领域的创业与技术实力得到市场认可。
除了两位核心创始人之外，另有一位Xuxin Cheng在早期加入了ARI。他在2020年从北京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卡耐基梅隆大学硕士毕业后在加州圣地亚哥分校读博，是王小龙的博士生，进一步强化了团队的技术传承与中国人才背景。
团队在大约一年前创立了ARI，核心方向是为机器人提供通用的“决策与控制能力”，通过强化学习、运动捕捉、轨迹优化等方法，训练控制模型，使得机器人能够在真实物理环境中完成复杂动作和任务。这也是当前具身智能领域最重要的技术方向之一，与全球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趋势高度契合——当前全球机器人产业正朝着智能化、通用化升级，核心技术突破成为竞争关键。
本次被收购之前，ARI只宣布了一笔由AIX Ventures进行的种子轮融资，也未披露估值和融资规模，属于典型的早期初创企业并购案例，与Manus被收购时的高估值、高关注度形成鲜明对比。
从公司架构上看，ARI注册于特拉华州，属于典型的Delaware C-Corporation结构，这也是美国绝大多数科技初创公司的标准选择。特拉华州拥有美国最完善、最灵活的公司法体系，其独特的衡平法庭专门处理公司诉讼，判例丰富，能为企业提供稳定的治理环境，同时对非本州经营的公司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具备显著的合规与税务优势。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其采用开曼、新加坡、或其他离岸架构，这种简洁标准的架构也为本次收购的合规性奠定了基础。
从合规层面讲，这次收购至少有三个观察点：
第一，不论中美的监管都是有限度的
Manus交易被国家发改委叫停之后，市场普遍提高了对中美政府监管审查的预期，尤其是在中国的技术出口与国家安全领域。据了解，Manus被叫停的核心原因在于其涉及核心技术与关键领域，核心业务由中国境内向境外整体转让，触发了跨境投资的合规风险，且其被赋予的“第二个DeepSeek”“国运级产品”的叙事，进一步放大了政策敏感性，属于监管重点关注的范畴。但从实践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监管资源与审查范围都不可能无限扩张，监管的核心是“防范实质风险”而非“全面禁止”。
以美国为例，CFIUS（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理论上可以审查几乎所有涉及外国人投资的交易，但实际每年审查案件数量仅为300～400件（2023年审查342笔，处于历史高位）。其关注重点始终集中在少数具有代表性的交易——即涉及关键技术、核心产业，或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实质影响的企业。值得注意的是，CFIUS的审查正日益严格，执法力度持续加大，2023年开出的民事罚款数量是其近50年历史上此前罚款总数的两倍，且未来还将进一步扩大审查权限、提高罚款上限。
中国的监管逻辑与之类似。当前技术出口管制规则仍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商务部与科技部会根据技术发展形势，定期调整《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明确禁止、限制与自由出口技术的范围，核心目的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发展利益，而非阻碍正常的技术交流与企业并购。可以预期，其关注重点同样集中在具有重大技术和产业影响力的企业。而从Manus案体现出的监管逻辑来看，中国的监管部门更关注是否存在中国人才、中国技术、中国公司的成建制外迁，绝非不欢迎所有有中国创始人的企业并购。
相比之下，无论是ARI，还是当前绝大多数科技初创公司，都难以被认定为涉及核心国家安全利益。特别是ARI的核心研发团队依托于美国大学，一开始就在美国研发，未涉及中国境内核心技术的转移，受到中国监管部门注意的可能性更小。因此，在正常情况下，绝大部分公司都不会面临Manus那种级别的监管压力，这也印证了中美监管“选择性强化”而非“全面收紧”的特点。
第二，股权结构不要迷信“设计技巧”
近期市场出现了大量关于“如何通过股权结构规避监管”的讨论。实践中的结论其实非常明确：不应寄希望于通过复杂的股权结构、合同安排，甚至代持来规避中美任一方的监管。无论是CFIUS的穿透式审查，还是中国外资安全审查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都能有效识别各类规避监管的“擦边”操作，此类操作不仅无法实现合规目的，还可能给企业未来的融资、上市埋下隐患。
早在2024年，我就在文章里提出，红筹架构已经很难适应中美政治格局下AI初创企业的需求。后来不断出现的新政策、新动向，包括今年年初有关红筹公司上市的讨论，都印证了我的这一观点——在跨境监管日益严格的背景下，复杂架构的合规风险远高于简洁架构。
在当前的环境下，初创公司所能采取的路径无非三种：
(1) 以中国为主体：以中国公司为融资主体，通过人民币融资或将外资转化为人民币，并通过ODI（对外直接投资）开展海外业务，未来通过A股或H股上市，严格遵循中国技术出口、数据合规等相关规定。
(2) 以美国为主体：以特拉华C-Corporation为融资主体，按照美国市场通行的NVCA（美国国家风险投资协会）等文件开展融资与公司治理。至多对非美国创始人或投资人，以BVI主体持股进行一定税务优化，避免复杂架构带来的监管风险。ARI的架构选择正是这一路径的典型体现，也再次证明，对于美国初创公司而言，标准的特拉华架构往往是最优解。
(3) 中美分拆为两个主体：中国的归中国，美国的归美国，通过技术服务或产品供应实现协同，中美主体的股东可能镜像安排，更大可能是中国投资人投资中国公司，美国投资人投资美国公司。严格来说也是上述两种方案的变种，核心是实现“技术、数据、业务”的合规隔离，降低跨境监管风险。
股权结构本身的可操作空间其实非常有限。整体而言，公司架构越简单、越标准，反而越具备可持续性。一些“擦边”结构在短期内或许有效（具体的在这里不多说），但对于未来具有融资或上市预期的公司而言，长期不可依赖，一旦监管政策收紧，此类结构很可能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
第三，机器人行业不可能脱离中国，需要动态合规管理
与纯软件或AI应用公司不同，机器人（具身智能）行业具有显著的制造属性。这意味着，无论公司注册地或研发地在哪里，其供应链几乎不可避免地与中国产生联系。从现实情况来看，全球范围内成熟且规模化的制造能力仍然集中在中国，2024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国产化率已首次突破50%，在核心零部件、组装制造等领域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具备不可替代的成本与效率优势。即使是一家完全美国本土的机器人公司，其技术开发与供应链体系也很难完全与中国脱钩。
机器人行业公司需要格外关注下述几个合规问题：
（1）技术出口与研发分工：考虑到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中明确的受限技术无法在中国开展研发，而部分非敏感技术（如UI或通用模块）则可以在中国开发，但需要精细划分和合规设计，严格履行技术出口许可或合同登记手续，避免触碰监管红线。
（2）数据合规问题：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比较严格的数据出境的规定。特别是面向美国消费者市场的机器人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必然会收集大量美国个人信息，要特别注意14117行政令及配套规则下有关数据本地存储、本地访问等的规定。该行政令明确将中国列为“关注国家”，禁止或限制美国敏感个人数据向中国跨境传输，涵盖生物识别、地理位置、健康、财务等各类敏感数据，违规将面临严厉处罚。此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也已宣布，自2025年4月4日起禁止中国等关注国家的机构访问其部分数据存储库，进一步凸显了数据合规的重要性。
（3）供应链与反向投资审查：如果公司的成本结构中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较高，可能触发美国对外投资或供应链安全相关的审查风险。随着美国对供应链安全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度越高，审查风险也越大，企业需提前做好供应链多元化布局，降低合规风险。
对于这类“无法脱离中国”的美国创业公司而言，上述问题将成为长期需要动态管理的核心合规议题——既要依托中国供应链的优势实现发展，也要紧跟中美两国监管政策的变化，及时调整合规策略，避免因政策变动引发合规风险。
综上，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跨境监管持续“选择性强化”，而不是“全面收紧”，可能是未来半年到一年的主基调。对于有中国创始人背景的海外AI与机器人初创企业而言，遵循“简洁架构、聚焦核心、动态合规”的原则，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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