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科技发展史，决定一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根本因素，并不是科技创新的“原创能力”，而是捕捉科技成果应用和推行技术扩散的能力。只不过很多人更多从宣传上切入对科技创新的认知，观念还停留在为国争光的“科技民族主义”，片面追求“遥遥领先”。
实际上，以中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企业——也许没有之一——华为公司为例，它先后在通信设备、智能手机和新能源汽车领域占据重要市场地位。但华为依靠的从来不是“原始发明”，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这三个行业都不是华为创造出来的，恰恰相反，通过对思科、三星和特斯拉的模仿、学习，加上华为独特的组织方式和企业文化，反而实现了独特的技术扩散路径，创造了发展奇迹。
回到真实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国家技术扩散只要在快速、持续地进行，“原创发明”“世界第一”“理论突破”都将作为副产品陆续呈现，德国、美国、日本皆如此。因为，这就是现代科技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内在规律。
一、美国人最早发明飞机，但航空业诞生在欧洲
20世纪初是“科技民族主义”鼎盛期，各国如火如荼地争夺科技新发明的“首创权”。飞行器制造就是备受瞩目的“大IP”，聚吸引了欧陆列强的火力。结果出人意料，大洋彼岸的美国拔得了头筹。
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首次试飞成功，美国人为之欢呼雀跃。此时的美国还是个农业国，工业落后、科技水平低下，是欧洲人眼中的边鄙之地。莱特兄弟的一飞冲天，让美国人大感扬眉吐气。哥俩也因此成了“美国英雄”，民众奉上了鲜花和掌声，总统亲自表彰嘉奖，风光无两。
然而，发明飞机的“首创权”并没有激活美国的航空工业。1907年法国伏瓦辛兄弟创办世界第一家飞机研制工厂时，莱特兄弟还在自家作坊里手攒飞机。因为，他们没有飞机订单，只有越来越少的商业表演邀请。
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被誉为“飞机之父”，1903年“飞行者1号”建成
直到1909年，法国人驾驶自家的飞机飞跃英吉利海峡，完成了飞机的第一次国际飞行。莱特兄弟才拿到了第一个飞机订单，来自美国军方。据说，这还是总统亲自说服军方的结果，既是为了宣示美国人对飞机的发明权，也算是对莱特兄弟“为国争光”迟到的奖励。
“高层重视”也没能激活美国的飞机制造业。虽然继莱特兄弟后，美国还诞生了寇蒂斯等优秀设计师，但是落后工业水平、地广人稀的地理环境，只能眼巴巴看着欧洲的航空业刷纪录。世界上第一家以飞机为主要载具的航空公司是荷兰皇家航空，第一个连续风洞是德国人造的。美国人补上风洞的短板，是12年后。1920年，美国才建造了第一个风洞NACA 1号。这是个简陋的低速风洞，数据严重失真，不能用于飞机设计，成了欧洲同行眼里的笑话。
总之，飞机是美国人发明的，但现代航空业是在欧洲诞生的。直到二战前，除了发明飞机的荣誉，美国航空工业在全球市场上就是个小透明。天才人物的灵光乍现可以创造“发明”，却不能创造“产品”。
如果“发明”不能转化为“产品”，就不会对社会活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没有产业化的土壤，无论有怎样的划时代意义的科技创新，也不过是仅供观赏的盆栽罢了。
二、集装箱革命之后，美国造船业却持续衰退
如果说飞机因为太超前，没能激活美国的航空工业，是后发国家的无奈；那么，全球领先的造船技术救不活美国的船舶工业，是过度保护的富贵病。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德国加大了潜艇战力度，导致盟军的商船运力严重受损，对欧洲战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一艘万吨级的“自由轮”，平均建造周期长达200天。即便美国政府斥巨资扩大产能，也无法弥补运力损失缺口。直到亨利·凯泽跨界造船，才找到解决方案。亨利·凯泽从建材生产起家，顺势进入建筑业，先后创建了100多家公司。
二战爆发后跨界造船。1942年，亨利·凯泽借鉴建筑业的经验，在自家的船厂引入预制构件和装配式生产方法，创造了分段式制造的造船工艺，成功地把自由轮的制造周期压缩到了至40天。采用新工艺半年后，万吨自由轮“约翰·菲奇”号更是创下了24天下水的世界纪录。最终以4年时间造了1490艘船的辉煌纪录，正式开启了现代船舶工业的新篇章。
按理说，有如此划时代的创新技术，足以让美国造船业制霸全球。可是，现实很吊诡，二战结束后不久，美国造船业自我封印了分段式制造工艺。因为，1920年《琼斯法案》后的一系列贸易保护立法确保了美国造船企业对国内运力的绝对垄断，分段制造法的高效降本反而成了“万人嫌”。
制造效率太高，加速了产能淘汰，造船厂反对。节约了大量的劳动力，工会抵制。劳资双方都嫌弃，只好弃之不用。而且，这一锁死科技树的“产业保护措施”开创先例后，美国造船业停留在了二战。十年之后，限制市场竞争的报应就来了。
1956年集装箱革命后，全球船舶大型化趋势加速。自锁科技树的美国造船工业随即衰弱，制造周期和制造成本过高的劣势凸显。战后偷师美国的日本造船业迅速崛起，而美国造船业节节败退。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造船业的全球市场份额仅为3%，基本上就是靠国内市场的“自留地”苟延残喘。周边产业倒的倒、迁的迁，给美国的工业体系留下了巨大的空洞。
再好的科技创新，也得要产业化应用。只有广泛的应用，才能持续产生经济效益。也就是说，科技创新的能力不仅在于“原创发明”，更在于技术扩散——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扩散，从一个产业部门到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扩散。
技术扩散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原创发明”。亨利·凯泽的创新，不是发明了某种新工艺，而是把建筑业的技术应用到了造船业。日本造船业的快速崛起，也不是因为某个日本天才发明了分段式制造，而是及时引入了这一新工艺。
日本造船业从废墟中崛起：结合创新工艺，政府支持与市场机遇结合，超越英美，缔造工业传奇。
反之，率先使用分段式制造技术的美国造船业，却因为限制技术的应用而停滞落后。不准用的“原创发明”只是在博物馆、历史教科书里宣称“原创权”的情绪价值而已。
不能创造产品、没有扩散能力的科技创新，不过如此。
三、创新不是技术概念，是经济概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科技创新领域，技术扩散远比“原创”“首发”更重要。这是科技创新的本质所决定的。
创新理论的奠基者熊彼特提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组合包括5种情况：
⑴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新特征；
⑵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
⑶开辟一个新市场；
⑷获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
⑸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
因此，创新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概念：它严格区别于技术发明，而是把现成的技术革新引入经济组织，形成新的经济能力。
按照熊氏的理论，科技创新就是以科技手段形成“新的经济能力”。甚至可以不太严谨但更简洁地理解为创造新产品的能力——任何生产体系的改变，或多或少都会反映在最终产品上。
也就是说，科技创新的成果就是产品，无论是中间产品还是最终产品，而不是科研论文中的纯粹理论。唯有产品，才能产业化、市场化的应用中产生经济效益，才能通过市场渠道扩散、传播。
至于那些纯粹为了满足好奇心、宣称探索真理的科研活动，并不属于科技创新。这当然不是否定这些活动的价值——比如大量的情绪价值、崇高的信仰价值等等。可是，这些非功利性的纯粹科研不属于经济概念的“创新”。应该归类于科学领域的专业议题，而不是“科技创新”的公共议题。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首开先河后，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新的理论不断涌现。虽然是百家争鸣，各有不同，但是“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已经是基本共识。然而，国人把科技事业神圣化、非功利化的观念根深蒂固，对科技创新的认知依然缺乏经济维度。
片面追求所谓“原创性”“世界领先”之类的科技民族主义依然是主流，造成了很多认识上的误区，在现实中走了很多弯路。重灾区就是高校科研。《文汇报》报道称，2023年中国高校专利转化率仅6.8%，远低于企业的51.6%，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中国高校专利转化率远低于企业，象牙塔里的科研成果难以从 “书架”走上“货架”
四、二维码最早诞生在日本，但最大移动支付市场在中国
以创新理论划定科技创新的概念边界后，科技创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清晰了。那就是科技创新产生的经济价值。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维码技术，这项技术起源于日本，但是真正赋予其价值的是中国市场。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支付应用市场，二维码技术的便捷性、安全性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正因为二维码技术实实在在有用，最激进的“抵制日货”也没抵制二维码。
上至大额费用转账，下至柴米油盐生活水电，二维码为日常生活带来便利。
科技创新成果产生的经济效益，才是衡量其价值的尺度。也就是说，决定一项科技创新成果价值高低的，不是它“是什么”，而是它能创造多少经济效益、推动经济增长。“原创”“首发”“高难度”“世界顶尖水平”等等，都不会创造经济效益，唯一能创造经济效益的是“有用”。“有用”才有市场，有市场才有技术扩散。
今天提到“技术扩散”时，很容易想到技术贸易、技术转让、技术交流、技术传播。其实，这些都是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应用，而这才是技术扩散的本质：扩散的不是空间，而是更广泛的市场应用。
因此，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并不是搞了多少原创发明、获得多少奖项、发表了多少论文、申请了多少专利，而是科技创新产生了多少经济效益。
首先是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率。科技不经过产业化，就不能形成产品。没有产品就无法进入市场，也就没有经济效益可言。其次是科技产业的发展水平。科技企业的市值、利润率、在全球市场的份额等等。
而这两项主要指标都指向了企业，而不是科技民族主义者念兹在兹的政府。
五、企业主导创新是全球范围的大趋势
技术扩散的场域是市场，科技创新的本质是经济活动，那么科技创新的主体必然是企业，而不是政府。
政府主导科技创新的认识误区，源于多灾多难的20世纪。20世纪前半叶是两场世界大战，后半叶是美苏对立的冷战。“战时状态”常态化，科技应用需求主要来自国防军工，军事科技发展成为科技创新的主要推动力。因此，政府成为科研领域的最大投资者和最大“客户”。
即便如此，市场依然发挥作用。取消市场机制、奉行举国机制的苏联虽然在冷战前期靠“集中力量办大事”领先于美国，但是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结构性失衡、科技成果产业化不足，最终输掉了冷战。
体制僵化、资源配置失衡、科技转化不足等，导致苏联在各方面逐步落后。
而美国甚至没有等到冷战结束，政府就开始逐步退出“主导”，削减科研经费的财政投入。但是，政府的淡出，美国的科研经费不降反增。麻省理工的格鲁伯.约翰逊教授，一位强烈批评政府削减公共科研资金的学者，也无法否认这一事实。
他在《美国创新简史》中写道：“20世纪70年代至今，公共资助的研究相对于美国经济的规模有显著的减少……但同期研发总支出并未下降，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研发支出占GDP的2.5%左右。其直接原因是虽然公共资助的研究相对于经济规模有所下降，但私营企业的研究和发展却出现了逆袭式的增长”。
这一“逆袭式的增长”是长期的。
2024年5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报告《美国研发趋势与国际对比分析》的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科研经费占GDP比重为3.42%。其中78%来自商业部门，联邦政府出资占18%。尽管联邦政府依然是美国科研经费的第二大来源，但是18%的占比肯定说不上是“主导”。而3.42%的GDP占比，是全球最高的。而且，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科技产业的主要指标，也都是全球最高的。
实际上，企业而非政府主导科技创新是全球趋势，并非美国一家。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科技研发经费投入均是企业为主，也包括中国。大连理工大学发布的《中国研发经费报告2024版》称，1995-2022年，企业执行研发经费比例由40.64%增长至2020年的76.55%，2022年进一步提升至77.57%。接近美国，远超欧、日的60%左右。
图源：大连理工大学科技创新管理研究团队《中国研发经费报告（2024）》
由此可见，“政府主导”不是科技创新的必要条件，也不是最优解，更不是现实。企业主导才是大势所趋。大型企业更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引擎。
六、大企业是全球技术扩散的主力军
2024年12月18日，欧盟委员会发布《2024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2024 EU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Scoreboard）。该报告分析了全球研发投资最多的2000家企业，总投资为12，577亿欧元，占全球企业研发投资总额的85%以上，排名前50企业约占投资总额的40%。大型企业无疑是全球研发投资的绝对主力。
美国企业研发费用全球占比为42.1％，位居全球榜首，中国为17.8％，欧洲为17.5％，分别名列第2和第3。美国四大科技巨头还占据了榜单的前四席。进入前50位的中国企业是华为、腾讯控股、阿里巴巴集团、中国建筑及中国中铁，分别名列第5、第19、第22 、第30和第51。
大型企业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绝对主力，是不争的事实。并不是中小企业在科创领域没有作用，而是不同的“生态位”发挥的作用不同。中小企业科技创新集中于细分领域的“小而精”，大型企业既是中小的主要投资者，也是中间产品的主要客户，还是科技创新产品的市场扩散主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众星捧月”、大河有水小河满的市场生态下，大型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导力量。因为，大型企业拥有的技术扩散能力，从收集市场信息到产品推广，从资源整合能力到生产组织效率，大型企业都远胜于中小企业。
因此，国与国之间的科技创新能力比较，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大型企业的实力差距。最新的世界五百强榜单显示，科技行业企业达到127家，占比25.4%，创历史新高。其中，美国贡献了58家，中国贡献46家，两国合计占据科技类上榜企业的81.9%。单论科技企业的数量，中美之间“分庭抗礼”。但是，美国大型企业的盈利能力还有较大的差距。五百强中的美国企业贡献了总利润的41.5%，而中国企业仅占21.8%。
差距更大的是企业规模。目前美国科技“七姐妹”的总市值相当于A股总市值和中概股的总和。
中美科技创新的竞争之势已成，但是对中美之间存在差距还是要正视。中国不缺市场潜力，应用科技也有相当扎实的基础。但是，大型企业的整体实力与美国不是同一水平。
因此，我们更要以务实的态度扬长避短，注重科技创新的经济效益，重视技术扩散，科技创新要靠拼市场、拼产品、拼应用，而不是片面追求华而不实的“原创发明”“全球领先”。
牢记“创新”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概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放手让企业发挥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鼓励而不是限制科技创新成果的市场应用，增强而不是削弱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规模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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